较场口名字由来_重庆较场口的历史

A. 重庆较场口的历史

重庆较场口街道位于渝中区东部，距区政府0.6千米。有红岩革命纪念馆《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东周巴将军蔓子墓，国民党左派党委部旧址，“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天主教若瑟堂，韩国临时政府旧址。较场口街道东北连解放碑街道，南接南纪门街道，西临七星岗街道。辖区面积0.64平方千米，辖12个居委会，常住人口6万多人。

重庆较场口曾发生过骇人听闻的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在1938年10月4日，日本正式轰炸重庆市区，从1939年1月开始，日机空袭迅速升级，对重庆的轰炸愈来愈猛烈。特别是1941年6月5日傍晚，在日机对市区长达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中，终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即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

惨案发生后，死者多为青壮年。有的全家丧生，尸体无人认领；有的随身所带仅有一点财物亦不知去向。防空司令部派出的工兵营，整理尸体就花了近一昼夜，然后用卡车将尸体拖到朝天门河边，再改用木船装到江北黑石子去草草掩埋。

(1)较场口名字由来扩展阅读：

较场口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还发生过较场口血案。1946年2月10日晨，当参加大会的群众团体陆续进入会场时，由中统特务组织秘密拼凑的另外一个所谓“主席团”成员吴人初（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刘野樵（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周德侯（重庆市商会理事）等登上了主席台。会场两侧布满了特务打手。周德侯叫嚷：要刘野樵当执行主席，并悍然宣布开会。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遭到毒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也被打伤。这就是“较场口血案”。

B. 某重庆地名的来历

关于重庆北部新区四镇地名的由来

人和：清道光年间更名瓦店子场为人和场，取人以和为贵之意。

大竹林：由于当地自然村原名大竹林，因以命名。

礼嘉：清乾隆初已建为李家场，因隶属江北厅礼里，地濒嘉陵江边，故更名礼嘉

鸳鸯：在原鸳鸯乡政府所在地场边小溪上30米间有两桥并列；又有大树一棵两枝主干直搭对岸，形成天然桥梁，似鸳鸯展翅，匍匐溪面，故名。(出自江北志第三章二节)

重庆城地名最“喜剧”

作者：陈仁德

说聊斋，话聊斋，重庆的地名有点怪；虾子、癞子坝，这样的地名惹笑话；蚂蝗石、麻风河，叫我说都不好说；不好说，也要说，说来大家乐一乐。

沙区篇

“犀牛”还在“屙屎”呀？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上月某天，本城一家媒体登出了一则停电通知，上面赫然写着：“停电范围包括沙坪坝区的犀牛屙屎和犀牛屙屎抽水”，天啦，“犀牛屙屎”和“犀牛屙屎抽水”，这是什么地名啊！不少读者看到报纸后都很气愤，他们不相信自己身边这座美丽的城市竟有如此丑陋不堪的地名。一些读者就此提出了质疑和抗议。后来有关人士到区政府查询，区政府的人也搞不清楚，问到街道上才搞清楚了，你猜啷个回事？沙坪坝区还真有“犀牛屙屎”和“犀牛屙屎抽水”这两个地名。这下大家更气愤了，直辖多年了，重庆一直在大步走向文明与进步，这样的地名岂不损坏了重庆的形象？

江北篇
“虾子土扁”太“虾子”
接下来的故事是：今年秋天的一天，江北区政府邀请了一批知名的文化人开会，开会的议题不是别的，是讨论如何为一个地名更名。大家都知道，江北区政府将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去重起炉灶，堂堂区政府所在的地方当然要很气派，可惜那个地方却有一个十分难听的名字，叫虾子。众所周知，虾子在巴渝方言里是贬义的，一般是指那些卑微委琐的人，谁也不愿当虾子。如今区政府要建在那里，在有些人看来，就有几分尴尬了。
虾子是怎么得名的呢？那是因为那里的一条小溪里有一块石头形似虾子的缘故。好家伙，后来高速公路修建到那里时，便在路边高高地树起了一个标志性的字牌，上面大书“虾子扁”三个字，过往车辆老远就能看见，这下虾子便声名远扬了。
且说江北区政府的会开了半天，与会者都一致认为虾子实在是有损形象，但终于也没有确定出更好的名字来替代，所以，直到今天，你从那里经过，虾子三字依然高高地耸立在那里。

恶俗篇
“癞子”“麻风”要医治
两个故事讲完了，但是重庆的恶俗地名远不止这些哟，类似的地名还真不少。随便说几个吧：蚂蝗石、黄泥塝、癞子坝、麻风河、歪嘴子，简直吓人一大跳，听到都恶心，谁能相信这竟是一个正在向国际大都市迈进的城市里的名字？我们当然知道，每个地名后面都有自己的来历，比如蚂蝗石，一定是那个地方曾经蚂蝗猖獗；黄泥塝一定是相当于黄土高坡的那种，但是我们无论怎么也从中感觉不到文化，感觉不到时代进步的影子。
今年6月，地名的问题引起了市人大的注意，他们组成执法检查组分赴主城九区展开了一场“地毯式搜索”，要将这些恶俗的地名一网打尽，这总算让大家松了一口气。可是，那些恶俗的地名什么时候才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呢？

宗族篇
“百家争鸣”好闹热
农耕文化在地名上的另一反映是宗族色彩特别突出，好像老重庆全是被不同的宗族分割了一般，一个宗族划出一个地盘，然后就以自己的姓氏为那块地方命名，这家那家，应接不暇，整个感觉就是活脱脱的一个“百家争鸣”。不信你看：王家沱、唐家沱、郭家沱、李家沱，一家占住一沱。杨家坪、陈家坪、潘家坪，一家占住一坪。谢家湾、肖家湾，一家占住一湾。
假如你从两路口赶车去杨家坪，要从好几家门前过呢。车开出去一会就到了王家坡，接下来是肖家湾，刚走出肖家湾，售票员已经在喊马家堡了，还没有来得及喘气，袁家岗又到了，最后还要经过谢家湾，才最终胜利到达杨家坪。赶一次车好像一次宗族的巡礼，这不是折磨人吗？
大概在农耕时代人们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自耕自食，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久而久之就各自为阵村自为阵，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格局。你看看，重庆哪里不是“自成一家”：周家坝、刘家坝、冉家坝、童家溪、詹家溪、董家溪、杨家坪、陈家坪、潘家坪、童家桥、杨公桥、陈家桥、马家岩、曾家岩、黄家垭口———唉，累了。

联想篇
五寸路不止“五寸”
如果说重庆老地名的特点是农业文化痕迹明显的话，那么，重庆现代的地名的特点简直就是没有文化。一条街的命名简单到极点，把起止两地各取一字连在一起就是一个街名，于是就有了石桥铺到小龙坎的石小路，从五里店到黄花园的五黄路等等（举也举不完啊）。
这样一来，毛病就出来了。
有一条路叫五寸路，只有五寸长的路？
有一条路叫弹鸡路，专门弹鸡的路？
有一条线路叫较新线，比较新的线路，还不算旧哦？
如果是初到重庆的人，任凭他有超人的想像力，恐怕绞尽脑汁也猜不到这些地名是怎么回事？当然，只要稍稍指点一下就可以茅塞顿开，五寸路是五里店到寸滩，弹鸡路是弹子石至鸡冠石，较新线是较场口到新山村。明白是明白了，可是也就失望了，怎么就想不出一个稍微有点文化的名字来，重庆真的没有文化吗？
想到这里，就有些气短了。

农耕篇
重庆还在“湾”“坝”头？
重庆老地名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农耕文化的痕迹十分明显。
请看看下面的地名吧：
大田湾、学田湾、菜园坝、冬笋坝、苦竹坝、茄子溪、李子坝、枇杷山，这些地名无一个不是与农耕有关的。地名作为历史文化的一种积淀，反映出那些地方的历史特点，让人藉以了解历史的演变，只要看到这些地名就会立即知道，哦，原来这里是农田，原来这里是种茄子的。
但是今日的重庆毕竟不是大乡场，而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大都市。
当你站在火车站的广场上仰望高高的候车大楼，环顾车水马龙凌空飞架的高架桥，感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强烈气息时，忽然有人大喊“菜园坝”，你顿时就会觉得“菜园坝”这个名字与眼前的景物是多么的不协调，即使你有十分的兴致，也会一下兴味索然。当你在大田湾体育场观看激动人心的球赛或者异彩纷呈的明星演出，尖叫声呐喊声响成一片，你感到全身像燃烧一样的痛快时，如果你不幸产生联想：这里是一湾好大好大的水田哟，那么眼前那些闪烁的明星可能就会幻化为正在田里栽秧的农民了，要不怎么叫大田湾呢？
不是大家都说要与时俱进吗？那么这些从遥远的农耕时代走来的与时代不相适应的地名是否也该与时俱进了？我们还要把它们带到未来的什么时代去呢？

闹剧篇
“文革”重庆满地“红”
说地名说到这里，又想起了重庆地名史上的一次大闹剧。
那是1966年夏天，文革的高潮正一浪高过一浪，所有东西贴上了革命的标签，地名也不例外。这样一来，重庆朝天门港口便成了“红港”，与之相配套的“红港系列”有红港路（原陕西路）、红港支路（原曹家巷）、红港前街（原余家巷）、红港中街（原白鹤亭街）、红港后街（原丰碑街）等等。
红字成为最革命的名字，于是鹅岭成了红岭，孟园成了红园，菜园坝成了红岸。此外，红旗路、红卫路、红星路、红光路、永红巷、捍红路、红锋坡等等，差不多把能用的都用完了。
红字不够用了，就接下来用东风、曙光、向阳、革命、前进、解放、长征、勇敢、立新、抗美、援朝、五一、八一、延安、井岗山、大庆、大寨、南泥湾等名字，总之越革命越好。
以上种种街名，后来被人戏称为“造反街名”。文革后拨乱反正，大都改回了原名，算是给历史开了个玩笑。

C. 重庆地名的来历

D. 重庆火锅的来历故事

重庆火锅的来历，有两种说法：

成吉思汗发明说：火锅的起源并不在四川，它是成吉思汗发明的。他长年统兵征战四方，看到士兵们吃传统的烧烤羊肉很费时，为了使得部队不延误战机，他将羊肉切成小块掷进沸腾的锅里，从此这个世上就有了火锅。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有了火锅，才使得蒙古骑兵填饱了肚子之后，精神焕发地攻下中原，并一直向西打到了中亚。
三峡纤夫发明说：
一千多年前，在长江三峡，一群纤夫，迈着沉重的脚步，拖着疲惫的身躯，就在江边砌土为灶。他们掏出随身携带的辣椒、花椒、香辛料，取长江水，熬成汤，佐以烈酒，烫食鲜鱼活虾及各种蔬菜。一番豪迈，一番激情，全身疲乏顿消，纤夫们又吼着激昂的号子，背着纤绳上路了。身后留下一个个土灶和一缕缕青烟。

拓展资料：

火锅的容器、制法和调味等，虽然已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但一个共同点未变，就是用火烧锅，以水（汤）导热，煮（涮）食物。这种烹调方法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可以说它是火锅的雏形。
《韩诗外传》中记载，古代祭祀或庆典，要“击钟列鼎”而食，即众人围在鼎的周边，将牛羊肉等食物放入鼎中煮熟分食，这就是火锅的萌芽。历经秦、汉、唐代的演变，直到宋代才真正有了火锅的记载。
宋人林洪在其《山家清供》中提到吃火锅之事，即其所称的“拨霞供”，谈到他游五夷山，访师道，在雪地里得一兔子，无厨师烹制。“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沃之。以风炉安桌上，用水半铫(半吊子)，候汤响一杯后（等汤开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涮）熟，啖（吃）之，乃随意各以汁供（各人）随意沾食。”从吃法上看，它类似现在的“涮兔肉火锅”。
直到明清，火锅才真正兴盛起来。清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乾隆皇帝办了530桌宫廷火锅，其盛况可谓是当时中国火锅之最。清嘉庆皇帝登基时，曾摆“千叟宴”，所用火锅达到1550个，其规模堪称登峰造极，令人惊叹。

E. 火锅的来历的故事

火锅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在中国三国时期或隋炀帝时代，那时的“铜鼎”，就是火锅的前身；另一种说是火锅始于东汉，出土文物中的“斗”就是指火锅。可见火锅在中国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重庆火锅早在左思的《三都赋》中有记录，可见其历史在1700年以上。

故事：古代一些帝王与火锅有一定情结，元世祖忽必烈喜欢吃火锅。

有一年冬天，部队突然要开拔，而他饥肠辘辘，定要吃羊肉，聪明的厨师情急之中将羊肉切成薄片，放入开水锅中烫之，并加调料、葱花等物，忽必烈食后赞不绝口。

后来，他做了皇帝仍不忘此菜，并赐名为"涮羊肉".相传，明代文学家杨慎小时候随其父杨廷和，赴弘治皇帝在御花园设的酒宴。宴上有涮羊肉的火锅，火里烧着木炭，弘治皇帝借此得一上联，上联云："炭黑火红灰似雪",要众臣嘱对，大臣们顿时个个面面相觑。

此时，年少的杨慎悄悄地对父亲吟出下联："谷黄米白饭如霜".其父遂把儿子的对句念给皇上听，皇上龙颜大悦，当即赏御酒一杯。清代乾隆皇帝也吃火锅成癖，他曾多次游江南，每到一地，都备有火锅。相传，他于嘉庆元年正月在宫中大摆"千叟宴",全席共上火锅1550余个，应邀品尝者达5000余人，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

(5)较场口名字由来扩展阅读：

吃火锅的注意事项：

1、牛肝：牛肝忌与姨鱼一同食用；不宜与维生素C、抗凝血药物、左旋多巴、优降灵和苯乙肼等药物同食。

2、牛肉(瘦)：牛肉不宜与板栗、田螺、红糖、韭菜、白酒、猪肉同食。

3、吃火锅多是涮肉，而肉类常感染弓形虫。羊群中弓形虫感染率约60%，猪约20%，牛为14%。弓形虫常隐匿在这类受感染的动物肌肉中，火锅的短时间加温并不能将其消灭，孕妇进食后，会导致流产、死胎或畸胎。

4、吃海鲜火锅不宜喝啤酒。

5、孕妇最好选择在家里吃火锅，这样不仅可以控制汤料的味道，尽量不是辣的或味道太过刺激的，而且也可以确保食物的卫生，当然孕妇少吃火锅对宝宝好。

火锅虽味美，但在吃火锅时要注意卫生，讲究科学。一要注意选料新鲜，以免发生食物中毒。二要掌握好火候，食物若在锅里烧的时间过长，会导致营养成分损坏，并失去鲜味；若不等火候烧开就吃，又易引起消化道疾病。此外，应注意不要滚汤吃，否则易烫伤口腔和食道的黏膜。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火锅（中国美食）

F. 重庆地铁解放碑站叫什么名字

地铁么，没有解放碑站，有小什字站和较场口站。
轻轨，有临江门站。

G. 要一个地名的由来，要详细，不要只有几句话，

H. 重庆解放碑历史

历史

一、抗日战争之前

现解放碑一带原叫“督邮街”，因这里有一官办邮局而得名。当时仅有几家药铺、绸缎庄和卖文房四宝的公司外，其余都是居民住宅如杨家大院、周家大院等。督邮街四条窄巷交汇处有一仅几十平方米的空地，称“大什字”，如今就是解放碑中心一带。

二、“精神堡垒”

纪功碑旧址原先是通高七丈七尺的木结构建筑——精神堡垒，方型锥体炮楼式，1940年11月始建，1946年10月拆除。该建筑物象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弘扬御侮的精神。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与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轴心作战，从这时起，中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1940年3月12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都邮街广场中心主持修建“精神堡垒”，于1941年12月31日落成。“精神堡垒”由“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等四家单位承建，采用木质结构，四方形，跑楼式，高七丈七尺（约26米），有旋梯可达顶端，碑顶设时钟、方向标志和风速风向仪，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修建。

建碑的意义是：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勉励同胞当有抗战到底的精神，命名它为“精神堡垒”。“七丈七尺”象征“七·七抗战”。

三、抗战胜利纪功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精神堡垒”原址上修建“抗战胜利纪功碑”，记全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之功。

1946年10月31日，“精神堡垒”原址弹坑新纪念碑奠基。12月，新纪念碑正式动工，改为八角形柱体盔顶钢筋混凝土结构。

1947年8月纪念碑主体完工，同年10月10日竣工，碑身刻“抗战胜利纪功碑”，时称“纪功碑”，外形即今日所见解放碑。在解放碑中，至今仍然存放着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战胜利时写给重庆人民的信。

四、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主城。1950年10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更改碑上文字和图案，刘伯承改题“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变为纪念重庆被“解放”。

(8)较场口名字由来扩展阅读：

抗战胜利纪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本名抗战胜利纪功碑，1949年后改称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中心地带，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处，是重庆的标志建筑物之一。

1987年1月23日列为重庆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初定名单。1991年4月16日公布为四川省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5日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旅游信息

购

解放碑商圈是重庆最大的商圈，到解放碑自然少不了逛商场，这里汇集了诸多知名商场，另外品牌专卖店也比比皆是。

吃

吃的也不少，不过较为有趣的是好吃街，从临江门沿邹容路过了解放碑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右就是好吃街了。

解放碑“好吃一条街”是八一路（解放前为保安路）的中段，仅205米长。来到重庆解放碑“好吃街”，不得不吃的小吃有：酸辣粉、麻辣串（鸭肝、鱿鱼、毛肚、牛肚、鸡脚和各种蔬菜串串）、炒栗子、刨冰等等。

住

解放碑有很多的大型酒店，可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入住。

行

除了有多路公交直达外，杨家坪方向的朋友乘轻轨也可到达解放碑的繁华地带，对于有车一族来说，其实建议打车去。

I. 民国的由来

中华民国之玺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由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的。

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次年，为宣传反清排满革命思想，大学问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七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从此为更多人们所了解。为了证明此国号名称之“名正言顺”，章太炎引经据典，广征博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所以，在选择和宣传“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问题上，应当说孙中山和章太炎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是最早提出且从法理上给予论证，一个是从历史文献和文化渊源中寻找证据，使其进一步合法化并获得文化上的正统化。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鲁迅于1936年写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至于今，唯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这里的“发源”一词，鲁迅使用得十分恰当，并没有说是“最早”，而是着眼于其文化和历史的渊源考证意义。

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说：“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原来，孙中山根据自己多年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共和国体虽然是当时盛行于欧美的代议政体，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施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所以要定名为“民国”而非“共和国”，而其英文的表述则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士、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民国’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不用。”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为全国青年联合会所作演讲中，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和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民国”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民国”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最后，“中华帝国”的国家主权属于皇帝个人，而“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已经属于全体国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孙中山的伟大和有别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导人就在于，他决心把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纯粹改朝换代的革命，转变为建立共和制度、以从根本上将国家主权归还于全体国民所有的民主革命。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缘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在维护与保持了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连续性之后，也就获得了把“中华帝国”的国号改变成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合法权利。而且，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的改变，说明孙中山不但是一个维护继承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爱国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帝王野心，只为结束专制帝制、并创建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家。对于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华民国”思想的深刻和伟大，其实不须论证，只要看看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是如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迅速失败即可。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的贡献如是。回过头再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

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言，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也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不过，柳诒徵似乎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释，认为“中国”一词，乃文明之国之义，非仅指方位、界域和种族。“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止霄壤乎！”为此他以《公羊传·隐公七年》中有关文字为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此外，韩愈在《原道》中也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所以称为“中国”，柳诒徵的解释是，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如《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

《礼记·中庸》：“舜其大知也欤！择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柳诒徵认为：“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按照柳诒徵的说法，则“中国”之“中”不仅指地域处于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则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至于“华”之用，当见于春秋之时，如《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而“华夏”之说，按照章太炎的解释，谓“华”取自华山；“夏”取自夏水。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写道：“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或言远因大夏，此亦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 章氏之言，过于艰涩，总而言之，“华”为国名，“夏”为族名，与“汉”字之名，三义互通。因此，“华夏”连称，按照其弟子许寿裳的解释，就是对民族主义最好的解释，就可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就不适当”之说做出最有力的证明。而“中华”之称，既具庄严肃穆之状，又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文脉相承，因此，“中华民国”就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

总之，在解释为何使用“中华民国”这个称呼为“国号”方面，孙中山和章太炎各自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具体而言，孙中山着重解决的是为何要用“民国”而非“共和国”，是侧重于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着重解决的是“中华”二字的文化渊源，是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其合法性和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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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场口名字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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